每当走进书房，一抬眼就能看见那部厚厚的《辞海》，立刻敬意油然。那是钟德华先生的爱物。他走了，走在花甲之年，走在22年前的早春二月里。

他是岳阳一中高我三届的学长，最初对他的印象是圆脸，个头不高，喜欢打篮球，语文成绩优秀，因被湖南师大中文系录取而尤被后学铭记。后来他是我娟秀聪慧的同届学友魏晓阳的先生；也是我家先生的亲密发小。他还是我下放地新墙水库钟家屋场人，最后，他是原《岳阳晚报》（现《岳阳日报》）副总编辑，新闻界的翘楚，与社会各界有若即若离的交道，口口相传，于是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但我与德华先生打交道并不是太多。大多数时候，他活在我周围人的话语里：坦率热忱、刚直不阿、性情中人。单有一件事刻入记忆，让我今生难忘，那就是他临终时馈赠了这部《辞海》。

那天，我家先生晚归，进门便说：“你猜我今天去了哪里？”“哪里？”“钟德华家。”接下来就滔滔不绝：衣着简朴，居室不华，四面悬空的书架井然有序，一屋满满当当，怕有好几万册。是个真正的读书人！我一眼就看到了那部《辞海》。

我知道1937年版的《辞海》一直是郑家人的心结。家公尚文，研习颇深，1933年被招至上海，参与过由舒新城任主编的《辞海》文史部分的编辑工作。家母不识字，在身后多子却并不多福的苍白日子里，多数作品和手稿或变卖或引火，均灰飞烟灭。等到子大理事之际，家公手迹仅存一部《辞海》。那编委名录里“郑翰吾”三个字标注着他的文史修养，也存储了他老人家一生的学识和追求。可这唯一的珍藏也在“文革”抄家时不翼而飞，从此千里万里错过，再也无从寻觅，让他们姊妹七人痛惜至今。

国无辞书，则无文化可言，于是历朝历代皆重此务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新辞海的编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在1937年中华书局版《辞海》的基础上，历经舒新城、陈望道、夏征农三任主编，从1957年至1979年，历尽磨难，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德华家的《辞海》是他父亲的遗物。20世纪30年代物价飞涨、民不聊生之时节，德华父亲独撑家业，艰难谋生之际，肯花3个大洋求得这部《辞海》，应是爱书如命之举。如今在德华君浩繁的书屋里，这本辞典也是他父亲独一无二的遗物了。用晓阳的话说：一屋的书，只有这一本才真正有点家传的分量。

那天，郑先生流露的惊喜和渴望一定是坦诚的。也许就此种在了德华兄的心里。

日子在平淡里迁延。有一日，郑先生进门时一脸忧伤，说：“钟德华病了，肺癌！”我心一沉：“啊？早期还是晚期？”“晚期！”接下来便是一阵无言，空前沉闷。

又一次探视归来，郑先生手里多了一个沉甸甸的提袋，里面放着砖头般的两本书。他说：“钟德华执意要送的。”又说：“这不是1937年的首版，我家那部是首版，是一大本，也许太厚不便翻阅，1938年再版时就改成了两册。”我忙双手接过，小心翼翼搬出。书已很是破旧，书的上侧边有德华父亲手迹，公公正正写有“钟明贤”三个字。足见钟家两代人的钟爱和勤勉。

郑说，德华已不能行动，嘱夫人取书时，晓阳似有不舍，我亦不忍。但德华态度坚决，说：“你父亲是岳阳首任文化馆馆长，我是后来人（钟也曾任该位副职），权当我纪念他老人家吧。这套书你拿去最好，其余我会赠送甘田中学（即后来的岳阳县四中）。”甘田中学是他最初从教之处，是他几十年里心心念念惦记着的地方。

被疾病折磨得如此奄奄一息时，还念念不忘前辈，念念不忘给爱书安个更尽其用的地方，还记着老郑的惦念，记着甘田中学学子的渴望，这是何等的襟怀！

接下来的日子，老郑踏遍大街小巷，才在龙柱一侧小巷里寻得一位旧书装裱匠。再次提回这套沉甸甸的辞书时，以为恭敬、以为传存，我把它和新版《辞海》并列，存放在我家书柜抬头能见，举手可及的地方。

民国版的《辞海》大多内容和检索方式已不如现代版的《辞海》适用和方便，20年间不时地翻看，大多不为释疑解惑，只为寻找那份感觉，总感觉那指尖的温度记忆着德华君的友谊，承载着晓阳母女的念想。在父辈辛勤耕耘的字里行间有种无形的责任和鞭策。它如一盏明灯，点亮后继者的人生。

来源丨岳阳日报·云梦周刊